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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快盈2024-08-15 17:48

东西问·人物丨《呼啸山庄》译者，百岁杨苡走了******

　　中新社北京1月31日电题：《呼啸山庄》译者，百岁杨苡走了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2023年1月27日晚，杨苡去世，享年103岁。

　　杨苡的书房里，挂着自己17岁时的照片。德国作家安娜·西格斯曾写过一部小说《已故少女的郊游》，杨苡常开玩笑地对望着这张照片的朋友说，其实这也是个“已故少女”。

　　这位“已故少女”、本名杨静如的《呼啸山庄》译者，已经走了。

　　在生命最后一年里，她每天仍在看报看新闻看电影，听喜欢的老歌。她喜欢听一首美国乡村歌曲《你是我的阳光》，每次她念出歌名，都能从中感受到一种自信的生命力。

　　翡翠年华

　　杨苡最喜欢讲述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故事，一度想将这段生平写成回忆录，命名为“翡翠年华”。

　　1919年，她出生于天津一个大家族，父亲杨毓璋是中国银行行长，家有两位夫人、一位姨太太。虽然女儿出生两个月他就病逝了，但留下了可观遗产。

　　杨苡从小就很黏哥哥杨宪益，最爱跟在后面去逛书店。哥哥出去都是前呼后拥，看中了什么吱个声，佣人就上去付钱，大包小包拎着。杨苡每逢想要书、玩具或别的什么，就在后面拉拉他的衣服。杨宪益对这个小5岁的胞妹特别好，总是有求必应，对佣人吩咐一句“要这个”，就全解决了。

　　杨苡15岁时，杨宪益给她看了刚问世的《家》。她觉得巴金写的《家》和自己家很像，祖父都在四川做过官，都有老姨太。也是在杨宪益的建议下，1938年，她南下昆明求学，进了西南联合大学。

　　她前一年从天津中西女中毕业后保送南开大学中文系，因此进西南联大算是“复校生”。沈从文说中文系那些线装书会把她“捆住”，她听从建议进了外文系。

　　在巴金介绍下，杨苡在天津时认识了在南开中学教英文的李尧林。杨苡曾与他相约昆明见，但在巴金的大哥自杀后担负着养家重任的他最终没有出现。

　　杨苡参加了穆旦、林蒲等人组织的高原文学社，在一次活动上，“穿一件黑底小花的旗袍，外罩红色毛衣，美极了”的她吸引了学长、年轻诗人赵瑞蕻的追求。1940年，两人结婚。

1941年，22岁的杨苡和丈夫赵瑞蕻在西南联大。受访者、杨苡女儿赵蘅供图

　　她给李尧林写了一封信，说“你让我结婚，我听你的”，此后两人很长时间没再通信。后来他回信说：“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地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

　　1945年，李尧林病逝。这让杨苡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心被撕裂的感觉。多年后，她在《梦李林》(李尧林笔名李林)中写道：“好像曾有个人走进我的心里，点亮一盏灯，但没多久，又把它吹熄，掉头走开了！”

　　“只有这个本事来表示我们并不屈从”

　　20世纪50年代初，生活曾是安定而美好的。南京大学迁到鼓楼一带后，买下了附近一些房子分给教职员。赵瑞蕻分到了一座两层小洋楼的一层。

　　1953年，高教部派赵瑞蕻去东德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任访问教授，教中国文学。得知孩子不能带去，杨苡就留了下来。

　　那几年杨苡不上班，在家里译书，履历表中填的职业是“自由翻译工作者”。就在这里，她完成了经典译作《呼啸山庄》。

　　她在中学时代就看过《呼啸山庄》改编的美国原版电影《魂归离恨天》，1943年在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时在图书馆读到了原作。此前，梁实秋曾翻译过这部作品，定名为《咆哮山庄》。梁实秋英文水平超一流，但杨苡总觉得译名不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宛若凯瑟琳的哭泣。灵感突然从天而降，她兴奋地写下“呼啸山庄”四个大字。

　　1955年6月，《呼啸山庄》由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极受欢迎，但不久受到了批判。“文革”期间，因《呼啸山庄》和儿童文学作品《成问题的故事》《电影院的故事》被批，以及受哥哥杨宪益被捕入狱的牵连，杨苡一次次挨批斗。《呼啸山庄》也销声匿迹了。

　　1969年夏的一天，红卫兵提审她时要她交代和巴金的关系，因她不合作，狠狠打了她一记耳光。但她没有流泪。她说，我们都学会了绝不轻易流泪，因为只有这个本事，以此来表示我们并不屈从。

　　杨苡和巴金的通信始于1935年，彼时她手上一共存有23封巴金的信，后不得不交出。1972年，杨宪益出狱后，杨苡也被“解放”。这些信随之发还，一封未少。

　　杨苡继续在南京师范学院当教员。1980年，杨苡辞职。很多人劝她等定了职称再退休，她毫无留恋，痛快走人，以打过七五折的每月90余元工资退休。也因此，她一直没有职称。有人称她“教授”时，她一定要指正：“我不是教授，我是教员。”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杨苡一直记得，80年代初和中叶，是一长段美好的令人振奋的新时期。

　　1980年，她的代表译作《呼啸山庄》重回人们的视野，受到读者极其热烈的追捧。

　　《译林》杂志创始人李景端一手促成了《呼啸山庄》的再版。他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后他所在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少量翻译出版西方国家当代文学作品，急需一部外国名著译作打响第一炮。但找人现译时间太紧，杨苡的西南联大同学、安徽大学教授巫宁坤向李景端推荐了《呼啸山庄》。李景端向社领导汇报后，社领导几乎没有犹豫，很快拍板。

　　第一版印刷1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后来，《呼啸山庄》转由《译林》杂志发展而来的译林出版社出版，至今仍是该社的长销品种。

1980年版《呼啸山庄》。

　　1987年5月，《雪泥集——巴金书简》由三联书店出版，收录了巴金致杨苡的书信，包括发还给她的23封信，以及后来的通信，长短不一，共存60封。得知她手上有这么多与巴金的通信，她同学羡慕地说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生命始于80岁”

　　晚年，杨苡喜欢在深夜看着透过窗帘流泻进来的月光回忆故旧。

　　白天，她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就喜欢在家给老友写信。她会花大量的精力去整理这些信件和旧照片，这是她最珍视的物件。她爱写信，还好写长信，常常落笔七八页纸。与之通信者不计其数，有老朋友过世，她会将对方的通信寄给其子女。

　　她保持着早年教会学校的规矩礼数，有访客来要请对方用下午茶，送客要送出门外，穿衣要分场合，听音乐会、出去吃饭前都要洗脸描眉。

　　平日聊天，杨苡无论讲到什么都要引到哥哥杨宪益身上，觉得他无所不晓。2007年，92岁的杨宪益得了淋巴癌，却能配合医生做35次放疗。放疗后，他回到家，又能自由自在地吞云吐雾、在沙发上堕入他“从不公开的遐想”中了，还玩起了丢了很久的打油诗。

　　杨苡自豪地说，杨家人都不容易被什么疾病吓得魂不附体，都能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或许正因为此，杨家有惊人的长寿基因。母亲享年96岁，杨宪益活到94岁，姐姐杨敏如活到102岁。

百岁杨苡。受访者、杨苡女儿赵蘅供图

　　近几年，杨苡每年都说：“我有预感，今年过不去了，更要抓紧了。”

　　她一直在为离世做着各种准备，与沈从文、巴金的通信已经捐给了博物馆，与邵燕祥的通信已经托人还给本人，大量的藏书要想好怎么送掉，房子最好也能捐出去。她不想留任何遗产。

　　她常自嘲地引用自己曾翻译过的一篇短文：“老朋友，请努力活到80岁吧，这是生命中最好的时刻。人们可以包容您的一切一切。您要是还有疑问，我就告诉您：生命始于80岁。”

　　1999年丈夫赵瑞蕻去世，那年，她正好80岁。她对家具、书籍和随处可见的娃娃总是突然有新主意，经常指挥保姆重新摆放一番。照片也在不断变换位置，但不论如何摆放，巴金和杨宪益的照片总是放在最突出的位置。

　　2022年9月12日是杨苡103岁生日。这一年，《杨宪益杨苡兄妹译诗》《杨苡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上集(杨苡口述、余斌撰写)和《天真与经验之歌》相继出版。她还有很多工作计划，要出版自传下集、诗集、散文集，整理手稿信件。9月26日，在公证处协助下，她正式办好了私房捐赠的法律手续，完成了挂心已久的一件要事。

　　她从不避讳死亡的话题，也从不失去盼望。她最喜欢引用《基督山恩仇记》里的结尾：“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候与盼望。”(完)

新西兰驻华大使傅恩莱：发现更多合作机遇，新中关系历久弥新******

　　(中国这十年·他论)新西兰驻华大使傅恩莱：发现更多合作机遇，新中关系历久弥新

　　中新社北京9月1日电题：新西兰驻华大使傅恩莱：发现更多合作机遇，新中关系历久弥新

　　中新社记者肖欣

　　“2022年是新西兰和中国建交50周年，我们庆祝两国为推动建立积极广泛的双边关系所取得的成就。新中关系历久弥新。”新西兰驻华大使傅恩莱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我们发现了更多机遇，可以在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合作”。

　　“过去10年间，双边贸易增长3倍多，尽管面临新冠疫情的挑战，去年的贸易额依然达到370亿新西兰元。”傅恩莱举例说。

　　她强调，一直以来，新西兰都坚定地倡导自由贸易，并通过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来支持自由贸易的发展。“在世贸组织(WTO)这一具有预见性的架构之下，通过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这样重要的、富有影响力的国家开展贸易，新西兰对这样的机遇表示欢迎。”

资料图为新西兰城市景观。中新社发新西兰驻华大使馆供图

　　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间，新西兰与中国共同抓住了“以强大的双边经贸为两国繁荣作出贡献”的机遇。新西兰在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中开创多个“第一”：第一个同中国结束“入世”双边谈判，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第一个同中国启动双边自贸协定谈判并签署自贸协定……“中国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傅恩莱表示，“正如阿德恩总理所说，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关系之一。”

　　她指出，新西兰—中国双边自贸协定于2008年生效，在两国都取得巨大成功。自贸协定为两国之间更广泛的、互惠互利的经贸关系奠定基础。过去10年间，双边贸易增长3倍多，贸易状况相对平衡。

　　新中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于今年4月7日正式生效实施，再度为双边关系“添砖加瓦”。在傅恩莱看来，两国双边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的签署和生效“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新中经济关系”，“翻开了两国建交50周年的新篇章”。

资料图为新西兰自然风光。中新社发新西兰驻华大使馆供图

　　她指出，在原版自贸协定项下，98%的新西兰出口产品、100%的中国出口产品已经实现“零关税”，不过，在过去10年间，贸易迅速发展，出现一些新事物，在原版自贸协定达成之时，未能将这些新事物纳入其中。《升级议定书》除在货物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方面做出改进外，还通过简化手续、缩短时间、降低企业成本等措施，进一步提升两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在升级版协定项下，双方还承诺在新的领域展开合作，包括电子商务、环境保护、竞争政策等。

　　“对新西兰来说，此次协定升级是我们为推动疫情后经济复苏而开展的系列工作的一部分。对于新西兰这样一个依赖贸易的小型经济体而言，与贸易架构和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相关的承诺非常重要，在新冠疫情导致全球多个经济体承压的大环境下尤为如此。”傅恩莱说。

　　据傅恩莱介绍，在双边自贸协定及其升级版框架下，两国建立自贸区联委会等正式机制，就持续改善双边贸易方式进行磋商，通过举行不同层级的正式对话，广泛探讨经贸问题。她期待着今年再次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期待在疫情过后，两国经贸各界再次在线下会面。

　　傅恩莱同时指出，新西兰和中国在农业、气候变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也是两国关系的重要支柱。她特别提到两国科学协作保护候鸟的“趣事”说，“每年春季和秋季，斑尾塍鹬、红腹滨鹬等在两国之间迁徙的鸟类让我们相连。在这些鸟类南北迁徙的过程中，中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觅食场所。我们在使馆的社交媒体账号中介绍候鸟的故事，以及两国如何共同努力保护这些勇敢的小鸟飞行家。”

资料图为新西兰驻华大使傅恩莱。中新社发新西兰驻华大使馆供图

　　新西兰与中国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上有着差异，对一些问题也持不同看法，如何实现求同存异，摸索出互惠共赢的相处之道？从外交官的专业角度，傅恩莱给出的答案是，“我们以建设性、专业性和常态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她相信，“我们将继续寻求在共同利益领域进行合作，造福两国人民。尽管面临着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新西兰仍有大量机会在共同利益领域深化与中国的合作。”

　　从个人经历的角度，她更强调，“长久以来，两国关系的核心之处，便是人与人的交流”。

　　20世纪80年代中期，傅恩莱刚刚大学毕业，依照新西兰大学毕业生海外体验的传统，她“很想去海外体验一番”，尤其是东方。“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语言充满好奇”，傅恩莱回忆说，“我曾在1985年到1986年间在古城西安授课，这段经历让我对中国有了一些了解，自此我对中国也越发感到好奇。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一项政府间奖学金，先是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汉语，之后又到北京大学继续深造汉语和法律。”

　　回顾留学经历和自此开启的与中国近40年的“缘分”，傅恩莱认为，“尽管语言和文化不尽相同，但交流让我们了解到彼此的共性，为我们从不同角度看世界提供绝佳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收获了很多终身难忘的友谊”。

　　她告诉记者，“从19世纪有来自中国的先驱者到新西兰定居以来，在新西兰的华人群体已接近25万人，支撑着蒸蒸日上的人文交流。回望新中交往的历史，像路易·艾黎这样的故事时刻提醒着我们，两国外交关系的基石是什么？是人。我们有一句毛利谚语：这世界上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是人，是人，还是人。”

　　“今天，我们铭记这些故事，延续他们的精神。”傅恩莱说。(完)